《野生的太陽花》作者黃恐龍訪談紀要
口述 / 黃恐龍
訪談整理 / 曾沅芷
授權 / CC BY-ND 4.0
在退場之後展開的戰場
2014年3月18日晚上開啟的那場「318反服貿公民運動」──又稱「太陽花學運」──數百個佔領立法院大議場、反對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(以下簡稱《服貿協議》)的抗議者們,在數十萬台灣民眾與學生的熱情支援下,支撐了將近三個禮拜。雖然到了最後,他們的訴求仍然沒有得到任何執政當局的正面回應,但他們仍選擇在4月10日結束整場抗議運動,「出關播種」。
不過,戰鬥並不隨著退場而結束。反服貿運動會繼續戰鬥下去,對於另一群人來說,真正的主戰場,則是現在才要展開。
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黃銘崇研究員的帶領下,來自各校歷史系、社會系的學生們進到被稱為「內場」的立法院議場中,為場中的所有抗爭標語、海報、文宣、文書──甚至還有一顆活生生的「太陽餅」──拍照記錄並分區分類,然後將實體物件小心翼翼保存起來,歸檔成這樁當代歷史重大事件的「文物」,現在成為了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(後面簡稱台史博)與「318公民運動典藏庫」的藏品。
對於「外場」的文物,這個歷史學團隊也戮力收集保存,不想讓任何一件文物就這樣被掃入垃圾堆。可惜的是,他們的努力並不能突破時空的限制。因為有很大一部分的外場抗爭藝術,早在運動的早期跟中期,就因天候、時間、人為因素而被破壞殆盡,或可能被作者帶回家去,從此不知去向。
那些在立法院周邊馬路透過台灣學子與鄉民創意,述說著台灣社會對服貿協議、立院黑箱與執政當局憤怒的各色抗爭標語、海報藝術,就要這樣消失,完全被歷史遺忘了嗎?
幸好,早在史語所與歷史系師生團隊之前,就有人注意到外場抗爭藝術的困境,趁著它們仍舊燦爛的時候,以相機記錄了下來。
黃恐龍的外場記錄
當時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的博士候選人簡宏逸(後來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),筆名黃恐龍(以下皆以黃恐龍稱之),在3月18日當晚就注意到了抗爭運動,並開始每天到現場拍照記錄,持續不懈的結果,為3月19日到4月10日的立法院周邊現場留下了14,371筆珍貴照片紀錄。並在4月10日抗爭退場後,依然持續關注318運動後續的411中正一事件、428反核遊行、628張志軍來台事件,再拍攝了6,257張照片。前後共有20,628筆照片紀錄,捕捉了318運動時期每一天的立法院外場變化,特別是記錄了許多318公民運動典藏庫並未收藏到的抗爭藝術,補完了當年歷史學團隊未竟的遺憾。
不過,這筆龐大的照片記錄,並沒有馬上與318公民運動典藏庫相遇。同樣身為歷史學界的一員,黃恐龍自嘲自己是個「邊緣人」,並沒有參與到史語所與歷史系團隊的文物徵集行動。黃恐龍隻身一人默默拍照,默默收藏,也默默一人出了一本書《野生的太陽花》,對運動現場的抗爭藝術發表了精彩的文本分析。然後,黃恐龍就回到他的學界生涯奮鬥,將這段318運動插曲默默塵封在自己的硬碟中。
直到318運動的五年後,黃恐龍遇到台史博前任副館長謝仕淵教授,謝仕淵知道黃恐龍在318運動時所做的努力之後,建議他可以找上318公民運動典藏庫,將他手上的相片資料進行數位典藏。於是,宛如平行線的兩股為318運動保留歷史記憶的力量,終於在2019年得以交會。黃恐龍捐獻了兩萬多筆珍貴照片給典藏庫,補完許多典藏庫當初不及收錄的失落抗爭藝術影像,使典藏庫變得更加完整。典藏庫方面也很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,訪談完成紀錄創舉的黃恐龍,請他口述當年的心情、動機、見證、與對這個歷史事件的記憶。
黃恐龍對反服貿運動的看法
黃恐龍不諱言自己的政治立場,也對台灣政治展現高度關注跟熱情,他宣稱自己政治上支持台灣獨立,但在經濟思想上屬於右派。早在318運動爆發之前,黃恐龍就已經在網路上關注《服貿協議》,也透過與網友之間的熱烈交流,熟知《服貿協議》的相關爭議。
黃恐龍說,身為「台獨份子」的他,自然是對於國民黨政府推行的《服貿協議》過於傾中、可能損害台灣主權的問題感到憂心,並因此反對《服貿協議》;然而,身為經濟自由主義右派的他,卻也察覺當時網路上主流反服貿的意見,並不只是關心台灣主權,而是站在左傾、保護主義的立場反對開放市場競爭的政策,與他支持市場自由競爭的右派立場大相逕庭。這使他難以將自己連結到「反服貿」的輿論立場上,他是因為反對中國併吞台灣意圖而反對《服貿協議》,但卻不反對協議中開放自由市場的部分(不過他並不信任中國會真正遵守協議)。因為經濟政策立場的不同,而使黃恐龍與多數的「反服貿」群眾有了落差,也使得黃恐龍在318運動即將爆發之際,仍對當時的「反服貿」聲浪抱持較為冷漠、旁觀的態度。
他的態度,即使到了2014年3月18日下午張慶忠在30秒內強行通過《服貿協議》、並在3月18日當晚親眼見證一小群抗議者衝入立法院議場後,也依然沒有改變。黃恐龍在《野生的太陽花》就寫過,他在台北車站吃晚餐時,看到手中的iPad畫面出現一張不同日常的照片,上面註解著:「幹,衝了。」秉著一股好奇心的他,到了濟南路上的立法院群賢樓處,看到一小批群眾聚在鐵柵門處,而當時身為反服貿運動主導者之一的黃國昌正在對群眾講話。他看見這樣的場面,知道這並非一般的事件而加以額外關注,但心中的另一股聲音,也讓他選擇與這個運動保持距離,以「旁觀者」的角度來觀看318運動。
除了上述所言的經濟政策立場不相同,黃恐龍對反服貿運動還有另一個疑慮。身為長年台獨支持者,在政治立場上可以說是「綠營」的他,見證過10年前跟8年前的另一種「群眾運動」,也就是2004年國民黨在總統大選失敗後發起的「凱道夜市」,以及2006年同樣由國民黨發起的「紅衫軍運動」。這兩個大型群眾運動都曾喧騰一時,並且得到當時形象清新的台北市長馬英九、知名「自由主義」政治學者江宜樺的支持背書,最後也成功地破壞了執政黨民進黨在民眾心中的形象,以致在2008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大敗。
不過,風水輪流轉,8年之後,當年非常支持群眾上街抗議政府的馬英九跟江宜樺,現在分別做為總統跟行政院長,成了被抗議的對象。對於「凱道夜市」跟「紅衫軍運動」都還記憶猶新的黃恐龍,將這兩次事件都視為台灣歷史上的鬧劇,並因為台灣人在發生這些鬧劇之後做出的政治選擇,而逐漸感到一股失望跟冷漠的情緒。長期處在這種心情的他,無法對剛開始的318運動抱持太高的期待;而8年前與8年後的政治角色反轉與群眾運動再度爆發的「既視感」,也讓他產生了某種宿命的史觀,認為這可能就是每8年會發生一次的歷史鬧劇。
抱持著一種不期待抗議群眾會撐到第二天早上的心情,黃恐龍回家後除了處理日常事務,還是「鍵盤關切」,從網路了解立法院的事態發展。
「旁觀者」的心態演變
出乎他的意料之外,抗議群眾不僅撐到3月19日的早上,人數還變多了。在那天凌晨警察包圍抗議者,準備要清場之際,竟然出現了另一群民眾反包圍警察,使得這場運動得以延續,而且延續下去的機會看起來更大了。
這些演變讓黃恐龍對318運動稍微改觀,儘管仍對運動性質抱持疑慮,卻增加了一探究竟的動力,讓他決定拿起相機,到立法院周邊繞一圈,紀錄起運動的面貌。儘管這時候的他,仍然擔心318運動會淪為另一場鬧劇,卻已隱隱然感到這會是一場值得紀錄的事件,希望自己能以紀錄者的身分,見證這起事件。
3月19日的下午,黃恐龍搭公車到了立法院的中山南路側下車,接著也到濟南路、青島東路兩側了解運動的情況。一路上,他不停地拍照,記下他認為有趣的、值得記下的人事物,想要為這場運動留下一些紀錄,同時也有著未來的歷史教育者的自覺:希望自己未來能夠拿出這些照片,向學生後輩解說事件歷史時,至少可以自豪說出自己曾經親歷現場。
接著,過了3月20日、21日、22日,由於馬英九政府與國民黨遲遲未對318運動的反服貿與檢討立法黑箱程序爭議的訴求作出正面回應,使得抗爭持續延燒,自台灣四面八方而來的抗議者也越來越多,運動大有延續跟擴張之勢。黃恐龍在這三天也積極到現場攝影,每一次都會繞行青島東路、中山南路、濟南路跟林森南路8巷。
然而,黃恐龍表示,他在這幾天還是對318運動有些保留看法。當他看見聚集在立法院周邊的群眾,在人群比較稀疏的區段(例如青島東路靠近林森南路口處)因為防守陣地感到無聊而玩起了遊戲,便忍不住產生一股「凱道夜市」的既視感。黃恐龍更提到,他很不能認同現場抗爭者對警方的「溫情喊話」,像是「警察辛苦了」、「相信你們在制服之下也跟我們一樣」等標語,讓黃恐龍覺得抗爭者們並沒有認清自己在從事的抗爭運動本質,沒有釐清自己跟警察在這個場合注定是對立的兩方,不應該溫情相待,而應該嚴肅面對警察就是國家機器行使暴力第一線的事實。
因此,本來就與現場群眾立場有點不同的黃恐龍,決定堅持冷眼旁觀的態度,以「旁觀者」而非「參與者」的身分,拍下318運動的芸芸眾生與現場的抗爭藝術。儘管糾察隊不斷地告訴他跟其他走動的人們:「坐下、坐下……。」他卻堅持不在現場坐下,並在前往現場之前,刻意挑選被他稱之為「貪腐大餐」的餐廳(指的是比平常晚餐更高價位的簡餐或排餐店)用餐,以這些行動來證明自己沒有跟抗爭者「共體時艱」,是在這場運動之外的旁觀者。
儘管如此,在3月23日晚上抵達立法院與行政院周邊繼續拍照的黃恐龍,也感覺到現場氣氛有了不尋常的變化。那一天晚上,部分反服貿抗爭者決定升高抗爭層級,炮製佔領立法院之舉,前往攻佔行政院。然而,雖然抗爭民眾一時之間成功地進到行政院內,也暫時架起了陣地、聚集了人群,但卻很快被行政院長江宜樺調動來的警力團團包圍,並在3月24日凌晨時分慘遭血腥鎮壓,許多人都被警棍打得頭破血流,也有人遭到逮捕、上銬跟壓制。在前一天還只存留在沙盤推演中的國家暴力,這一天血淋淋地在行政院與全國媒體報導上演。
那一天開始,整個抗爭現場的氛圍改變了,身為旁觀者的黃恐龍,也感受到那股變化。抗爭者們變得警覺、激動、憤怒,他們意識到這個政府並不是一個靠著單純靜坐、對話、或是寫寫海報就可以撼動的對象,而是一個會端出國家暴力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跟民眾的無情政府。警察也絕非溫情喊話或是送上熱茶可以感化的對象,而是會接收命令、毫不留情對自己的頭顱揮下警棍的敵人。
事件的變化,多少感染了每日紀錄的黃恐龍,在3月24日之後,他持續每天到立法院現場周邊拍攝紀錄的行動,而且在這一天之後的行動,他的動力更強烈也更明確了。黃恐龍表示,他不再擔心318反服貿運動會成為紅衫軍般的鬧劇了,他知道這就是一樁扎扎實實的台灣民主歷史事件,未來的台灣人將會用嚴肅的眼光看待318運動與324行政院血腥鎮壓,而他相機中的影像紀錄,就是歷史的見證。
作為正在積極準備博士候選人資格考的歷史學者,黃恐龍此時前往現場的心情,已不只是單純看戲,而是要為未來的台灣歷史留下些甚麼。
記錄抗爭藝術的每日任務
從冷眼旁觀到產生歷史學者使命感,黃恐龍更積極地前往拍攝立法院周邊的318運動現場。他的照片記錄了現場的變化,從抗爭者剛佔領議場的3月18日晚間、到3月21日在立法院周邊聚集的擁擠人潮、再到3月23日當晚行政院劍拔弩張的警民對峙、3月24日歷經血腥鎮壓後的抗爭者心情轉變,都在黃恐龍精心整理的每日資料夾中展現出來。
其中,黃恐龍最為重視的,就是在立法院周邊的抗爭藝術。
黃恐龍回憶道,第一個讓他感到318運動的抗爭藝術擁有值得紀錄之處的標語,乃是中山南路側由「公投護台灣聯盟」(以下簡稱公投盟)製作的「馬匪下台」標語,其中「馬匪」兩字被整合成一個新的漢字,讓大學研讀語言學的黃恐龍特別感興趣。看到現場抗爭群眾為了表示反服貿、反黑箱、反馬政府以及捍衛台灣主權意識的立場,而在標語、海報、留言板等處展現出來的抗爭創意,讓黃恐龍產生了將之記錄下來,做為日後研究材料的動力。
黃恐龍說,他的攝影著重在記錄跟收集抗爭藝術,而不常拍攝個人。這是因為他選擇尊重被拍攝者的意願,考量人身安全或隱私問題,許多抗爭者未必願意被陌生人拍照,黃恐龍也不願隨意侵犯這個界限;不過若是遇到拿著、揹著標語板,對攝影者展現出強烈入鏡意願的抗爭者,黃恐龍也會從善如流地拍下他們傳達抗爭訴求的身影。
現場的標語、海報、塗鴉、畫作繁多,展現了台灣人驚人的創作力,除了針對《服貿協議》、黑箱程序、馬政府跟國民黨過於親中等問題直接提出訴求跟批判的標語外,也有大量以鄉民梗或次文化進行的創作。身為鄉民跟次文化愛好者的黃恐龍,不僅對這些題材特別留心,也能毫不費力地辨識出這些創作梗來源的前世今生。
此外,黃恐龍還留意到隨著318運動時間演進,政府、立委、媒體名嘴與抗爭現場也不斷有新的時事發生,而318運動的抗爭者們,不只即時透過嶄新的直播技術跟PTT論壇得知情報,也會即時地根據這些時事發展進行創作。例如3月25日出現一段前立法委員邱毅上海峽衛視節目,把立法院議場內太陽花說成香蕉的影片之後,就成了大量立法院抗爭藝術揶揄的對象;又像是3月24日行政院血腥鎮壓之後,許多經歷過的抗爭者也回到立法院周邊,將當天警察打人的照片製成新的海報或明信片貼在現場,希望取得更多關注。黃恐龍將這個現象,稱之為「抗爭者書寫自己的歷史」,他認為這是因為在318運動抗爭期間,抗爭者們是高度緊張的,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抗爭經歷是否能夠被留存到日後,因此要在當前就親手寫下跟記下自己的記憶,希望更多的人能夠知道這一切。
除了文字上特別有創意的標語,或是即時反映318運動期間時事的海報創作,黃恐龍也會特別留意現場的留言板、新聞車上的塗鴉、車窗或建築物上的灰塵留字等,因為這些內容往往經過幾天,甚至不到幾小時的時間,就可能被塗掉、破壞、消失,使寫作者或塗鴉者的意念永遠抹滅在這世上。黃恐龍的照片記錄,卻能為這些註定不會留下實體文物的創作,留下一個歷史記憶。
另外,黃恐龍也喜歡留意一些抗爭印刷品或創作品上的二次創作。例如一系列以「馬卡茸」(為馬英九「鹿茸是鹿耳毛」失言事件的反馬惡搞創作梗)為主題的印刷海報,就常常被其他抗爭者加上新的字樣、塗鴉等等,讓原本作者第一創的「馬卡茸」,又產生了許多新版本的「馬卡茸」形象。也使得這個抗爭場域的不同創作意念,在同一件作品上被多次的展現、交融。黃恐龍會特別留意這類被二創的抗爭藝術作品狀況,每天記錄它們的變化。
因為黃恐龍的堅持記錄行動與對抗爭藝術的熱情,使一個在人們談論318運動歷史時經常被忽略的面向,特別被他留意到,那就是現場的天氣問題。台北的3月也是容易陰雨綿綿的季節,現場的參與者們對於下雨問題,可能只擔心願意支撐的人數;但黃恐龍知道一旦下雨,這些露天、以紙質為主要材料的抗爭創作品,將會面臨更嚴重的浩劫。3月29日那天的氣象預報顯示台北會下大雨,黃恐龍因此特別在29日當天下午提早趕到立法院,鉅細靡遺地為外場所有的抗爭創作品拍照,並盡量拍攝多張以保留最佳畫面,結果那一天的成果便有一千多張。而這天記錄的多張作品,我們在3月30日跟31日以後的照片中可以見證到,這些外場實體文物多半已經被29日的雨水嚴重破壞了,日後也少有被收進318公民運動文物典藏庫的。
318運動期間,黃恐龍曾經有一次機會得以進到所謂「內場」,就是立法院大議場內,他沒有機會拍到太多照片,自然也無法進行他對外場做的每日記錄行動。不過,黃恐龍本來就對外場的抗爭藝術與人群更有興趣,因為外場的人來自四面八方,擁有不同的想法意念,卻選擇一起站到青島東路或中山南路上,用各種標語來展現他們對反服貿運動的支持。在黃恐龍的眼中,這些恣意盛開的「野生的太陽花」,能夠自然而然地說出對台灣的認同與對中國的不信任,而不受到堅持只談反黑箱程序的限制,比在內場領導運動走向的社運團體來得更生動有趣。
或許是出於這種去中心化的觀點,黃恐龍對青島東路、中山南路與濟南路等立法院外場區段也有與參與群眾不同的看法。黃恐龍在訪談回憶時,多次對「青島東路是運動主場」的說法提出質疑。而且因為黃恐龍的獨派立場,使他較為認同中山南路以公投盟跟獨派為主的訴求風格;但是對於青島東路和濟南路的學生、NGO為主的「純真學生對抗大人」、「非關藍綠只關心民主程序」的風格,就感到比較疏遠。他特別批評了現場眾多關心警察、傳達「警察辛苦了」的溫情標語,也不支持所謂的「醫療通道」,更將現場積極垃圾分類視為一種「裝乖」的行為。此外,黃恐龍也不喜歡以馬英九性向傳聞或陰柔氣質為梗的抗爭創作品,批評這是一種潛在的「恐同」主張。
但無論黃恐龍心中對於每一張抗爭藝術──或稱不上藝術,只是剛好出現在同一個地方的有趣物品──是褒是貶,他仍是詳實盡責地將它們記錄了下來。或許對於心中比較喜愛的,他會多拍幾張,力求取得品質更佳的影像;對於那些不太認同的,他也從不遺漏,忠實記下它們的存在。
從旁觀者到歷史學家的使命感
前面提到,黃恐龍一開始對318運動保持一絲疑慮,一方面悲觀認為這場運動不會支撐很久,另一方面則是出於獨派跟右派的立場,對於現場瀰漫的左派保護主義、把重點放在「30秒黑箱」立法程序上卻避談統獨問題、而且壓制民進黨跟獨派團體的氛圍,感到疏離跟不認同。即使在324行政院血腥鎮壓之後,他對318運動的看法變得較為正面,他仍然不願意參與這個運動。
從3月18日晚上運動開始,到4月10日運動宣布退場,黃恐龍一直堅持記錄外場的行動,在這個過程中也堅決保持「旁觀者」的姿態,完全不參與抗爭運動。他說,他堅決不取用現場的任何一分資源,包括食物、飲水、廁所;同時,他也堅持在糾察隊朝眾人大喊「坐下」的時候,在人群中繼續站立跟走動。因為他要堅持旁觀的立場,如果取用了現場資源或選擇坐下來,就等於是跨過了這個身分界線,變成參與者了。
雖然堅持不參與,也擁有與運動主流訴求相異的立場,黃恐龍對記錄318運動外場抗爭的行動,卻顯示了他心中對這場運動的莫大熱情。畢竟當時的黃恐龍還是個博士生,正忙著準備論文資格考,4月1日白狼率眾來到立法院外的那一天,黃恐龍還要趕著去拿資格考的題目呢!但個人生活忙碌的他,卻還是堅持他的記錄行動,拿了資格考題目後又趕回現場拍照。有這麼大的熱情,卻又有不願變成「參與者」的堅持,黃恐龍對318運動的想法到底是甚麼呢?同時有兩種想法會不會有些矛盾呢?
「事件結束之後,才是歷史學家的戰場。」
黃恐龍雖然不是事件的參與者,卻是事件的見證者。他在324行政院血腥鎮壓之後,確認了這場運動將會是台灣民主歷史重要事件,他看待318運動的心態,也從原本的單純好奇跟冷眼旁觀,變成要見證一項重大歷史事件的嚴肅心情。公投盟的「馬匪」造字標語,激發黃恐龍對抗爭藝術的記錄動力,也讓他在旁觀事件發展的過程中,逐漸找到了自己在這個事件中的位置。那就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,記錄跟見證這個當代歷史事件的走向,讓這些正在書寫歷史,卻很可能因為政局變化或一場大雨消失的人事物,能夠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應得的位置。
黃恐龍在318運動中看到的歷史,也不只是2014年3月18日到4月10日之間的這近三週的事件,更不只是針對《服貿協議》而已。黃恐龍說,他在這場公民運動中看到許多人對台灣政治累積了10年份的憤怒,他們的怒氣不只是針對推行《服貿協議》的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,或是對台灣展現侵略意圖的中國共產黨,他們也針對站在反服貿一方的民進黨,將「藍綠惡鬥」視為導致這一切的問題,並將希望投射在能夠「超越藍綠」、「超脫政黨」的學運明星之上。這些標語展現的心理,是對台灣民主政治長期的不滿跟無力感,黃恐龍也在訪談中展現一絲擔憂,表示這股社會中的怨氣可能會定期爆發,在318運動的10年後,會不會又來一波對當代政府或民主政治的不滿抗爭?值得觀察。
抗爭者的任務是抗爭當下的不公不義,歷史學家的工作,卻是在這一切風波跟成敗被眾人遺忘之後,才會正式展開。記錄318運動的工作或許不專屬於歷史學家──畢竟「公民運動」,本來就是屬於公民的自發力量──但黃恐龍的歷史學家身分與旁觀者的堅持,卻讓他成為肩負這項使命的人選。儘管未能在2014年的學運退場之際相遇,黃恐龍對318運動的記錄,還是在命運的安排下進入了318公民運動典藏庫。這些被雨水破壞、在激情後就被遺忘的抗爭藝術,被一個歷史學家的相機成功搶救了下來,未來也將會在318公民運動典藏庫中,展現出它們作為一段台灣民主歷史見證的意義,訴說出創作者當時的訴求與意念。